经过8个月的紧张施工，广州大桥于3日22时起全面通车，桥面保持双向6车道通行，车辆时速从40公里提高到60公里。不少市民期待，广州大桥车道增多后可以提高通行效率，解决此前的拥堵问题。

广州大桥等一系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广州的城市拥堵状况有没有改善？高德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戴姆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阿里云等权威数据机构日前发布《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给出这样的答案：上海、广州、深圳“跌”出堵城TOP10榜单。而观察近三年的高德“堵城”榜单，广州的拥堵指数连续三年下降，并且低于北京、上海。

北上广之中，为何广州最不堵？拥堵指数一路下滑的广州，究竟有什么变化正在发生？

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舆情分析师 袁纪琦 南方日报记者 郑佳欣

越秀、天河人口密度高于北京东城、西城

曾几何时，番禺华南板块被不少人称为“睡城”。城市内的“职住分离”，带来了上下班高峰期的潮汐式拥堵。

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显示，经济集聚（地区生产总值，GDP）与人口集聚（常住人口）应当吻合。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在工作地点附近居住。但是，城市各区域间经济、产业发展往往存在不均衡的情况：中心城区聚集了大量产业与配套资源，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与环境，而周边城区除了居住，难以提供与中心城区相似的就业条件，使得大量劳动者不得不奔波于区域之间，带来超负荷的潮汐式交通。

而同样存在着不均衡状况，为什么广州的交通相对于北京更为“轻松”？只是因为人口更少？

201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超过2000万，广州常住人口为1400万，尽管广州常住人口总量较低，但人口密度与北京相比“毫不逊色”。

根据住建部日前公布的《2015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结合两市统计年鉴数据，我们发现广州与北京两市的建成区人口密度一致，均为1.28万人/平方公里。其中，广州核心区域越秀与天河的人口密度（2.51万人/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了“人满为患”的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与西城区（2.38万人/平方公里）。而聚集了大量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的越秀区人口密度甚至达到了3.4万人/平方公里。

进一步看非核心区域。2015年，除去上述核心区域，北京非核心区域人口密度为0.28万人/平方公里，广州为0.49万人/平方公里。

这意味着什么？

北京是我国最典型的以同心圆方式发展的大城市，人口分布变动和城市化的发展都呈同心圆模式，人口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的建成区。而广州尽管中心城区同样“人满为患”，但是非核心区域却能够为核心区分担更多人口。

然而，单纯从人口分布情况并不足以说明广州人口分布更均衡，因为人口分布是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我们要从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是否协同发展来做进一步判断。

跨区潮汐流量减少缓解交通拥堵

笔者将用一组指标来衡量广州市区域间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的关系。

经济—人口分布协调度=生产总值占全市比重/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这组指标用于衡量某区经济集聚度（生产总值占全市比重）与人口集聚度（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的关系。

在理想状态下，每单位人口带来的GDP都应相同，因此任何区域的经济水平与人口数量之比都应相等，所以，当经济—人口分布协调度数值为1时，代表该区的经济—人口分布处于理想状态；大于1时，意味着该区域经济集聚度高于人口集聚度，这可简单理解为，该区域需要更多的劳动者来支撑经济发展；小于1时，则意味着经济集聚度小于人口集聚度，说明该区域人口过多，更多的劳动者要“外出支援”其他区域。我们暂且称后两者分别为“劳动力流入区域”与“劳动力流出区域”。在现实中，数值在0.8-1.2区间内都可视为较均衡状态。

从2009年-2016年广州各区（县）经济—人口分布协调度变动情况图，我们看到，广州的荔湾、花都、番禺三区的经济—人口分布较为均衡，南沙区在2012年重新划片后，也迅速接近均衡状态。而黄埔、越秀、天河均为“劳动力流入区域”。余下的白云、增城、从化、海珠则为“劳动力流出区域”。

这也折射出广州市内跨区劳动力的主要流向。南北向的广州大道与地铁3号线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拥堵，增城与黄埔间的广园路形成潮汐式的单侧拥堵，背后都是劳动力的跨区流动造成的。

基于各区（县）经济—人口分布协调度，笔者算出了近8年的“广州市经济—人口分布协调偏离度指数”，发现这一数值呈现连续下降趋势，而这一数值与区域总体协调度成反比例关系。数据显示，2009年-2016年，广州市“经济—人口分布协调度”在不断上升。这意味着广州有效地遏制了“职住分离”状况，更多的人口可以实现本地居住、本地工作，从而减少了跨区的潮汐流量。这也解释了广州城市的交通拥堵状况，为何得以缓解。

产城融合 枢纽型网络城市带来均衡效应

2017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将于今年12月6日至8日举行。届时，全球最强的CEO们将从世界各地赶来广州参加盛会。正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广州，已经迈入城市发展历程中的大都市区化阶段。

在这一阶段，核心区域的控制性功能（金融、贸易、高端产业、文化等）得到进一步增强，迁移性功能（制造业、非都市型农业）向周边区域扩散。以越秀区为例，2016年该区第三产业占比达98.19%，其中，代表着高知识、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服务业占三产比重为71.37%。

相较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使得区域经济增长更为集约化，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与人口承载量大大提高。这也是越秀、天河必然成为“劳动力流入区域”的重要原因。核心区域吸引大量人流进入工作，同时高房价高房租将人流推向其他区域居住，在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作用下，这一现象难以扭转。而要缓解由此带来的潮汐式拥堵现象，一方面在于核心区域要及时纾解非核心功能，另一方面也需要非核心区域加强产业配套布局，将人口留在居住地。

黄埔与南沙同为广州制造业重点区域，同时也是“劳动力流入区域”。与越秀、天河不同的是，这两个区域难以吸引劳动人口留居的主要问题在于制造业过多，而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业配套不足。

但这一现象正在逐步改善。

2015年，黄埔区第二产业增加值较2012年（含萝岗）增加了223.8亿元，但二产占比却由69%下降至66.7%，同时，第三产业占比由30%升至33%。

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能够证明黄埔居民正在增加（需求增加），同时也将吸引更多就业者在这里安家。黄埔区经济—人口分布逐年趋向均衡状态，是产城融合的重要成果。

广州市各区的产业布局趋向合理，使得各区域经济—人口分布更为均衡。广州也由此避免了出现“卧城”，降低了超负荷潮汐交通的出现概率。这也是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带来的均衡效应。

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提出，一个好的城市，不仅要繁荣，也要兼顾公平、活力与可持续。一个充满活力又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然不该是让人“要么不得不挤在中心城区、要么不得不挤在城区通往郊区路上”的模样。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团第10.5代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落子增城，思科（广州）智慧城选址番禺。

广州能不能打造出一个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样板，值得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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